2025年12月21日，原国务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原主席、名誉主席彭珮云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第二天一早，《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钱江赶到彭珮云家中吊唁。钱江花10多年时间，完成了彭珮云传记的采写。在这部尚未出版的传记中，篇幅最多的是彭珮云所做的妇女和人口工作。
人口学家、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陈剑认为，无论是推动反家暴条款入新婚姻法、对出嫁女土地承包权的制度性确认，还是推动生育政策的历史性松动，彭珮云都倾向于选择一种渐进而稳健的路径。这种路径以“可立法、可执行、可嵌入国家治理”为前提；它有效，同时边界清晰。
在彭珮云身边工作30多年的秘书陆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彭珮云经历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考验，什么困难都顶得住。在各界对形势和政策有不同看法时，她乐于先广泛听取意见，无论对方是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还是支持和缓方式。她总是在思考，如何找到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既能维护女性权益，又能改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
2023年5月，93岁的彭珮云在卧室兼办公室中。图/受访者提供
计生委主任十年
1987年的一天，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突然接到通知，要调她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彭珮云很意外。她对时任中组部部长宋平说，新中国成立后她主要做高等教育工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不了解，难以胜任，也舍不得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她请求中央，不要调动她的工作。宋平告诉她，这是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
不久，彭珮云被任命为国家计生委党组书记。1988年1月，她正式上任国家计生委主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彭珮云在国家计生委主任岗位上工作了10年，那是一段充满困境和挑战的日子。
1988年开始担任彭珮云秘书的陆慧丽说，彭珮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调研。她出差轻车简从，只带一个秘书。在她的行李箱中，文件、材料和书籍占据很大空间。调研之后，她总是亲手撰写讲话稿和文章。
1989年至1991年间，彭珮云走访了80多个县，考察计划生育工作。她告诉陆慧丽，自己过去在城市做教育工作，没有农村工作经验，而人口工作的重点恰恰在农村，必须深入基层听取农民的想法。
有一次，彭珮云与湖南省计生委主任杨兆元等一行人乘坐一辆小面包车，在湘西山区颠簸了1400多公里，沿途下车调研，走村入户，开了12个座谈会。在偏远贫困的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张进城对彭珮云说：“彭主任，您是第一位来我们这里调研的正部级干部。”
钱江在采访时曾问彭珮云，在计划生育各项工作中，她在哪方面下力气最大。彭珮云说，是依法行政，推行文明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彭珮云告诉钱江，她经常就如何推进法制建设问题与丈夫王汉斌讨论，向他请教。王汉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主持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起草与修订。他经常提醒彭珮云，做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注意讲法治。
1991年11月，国家计生委提出了“七个不准”要求，1995年7月正式颁布。参与文件起草的李宏规曾回忆，彭珮云反复研究，下了很大决心，决定发布“七个不准”规定。她说，必须确定几条规定，画出“红线”，坚决不能违反。
彭珮云去世后，有报道在讣闻中引述20世纪90年代曾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任职、在北京从事人口政策和生殖健康相关工作的琼·考夫曼的话说：“她确实是让独生子女政策变得柔和的关键人物。”
“1比0好”
1998年，彭珮云卸任国家计生委主任。这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久，又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
她说，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得到了历史性解放，但妇女权益尚未得到全面切实的保护。她将全国妇联的总体工作思路确定为“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
在职务升迁的过程中，彭珮云发现同级的女干部越来越少，参加中央高层决策会议的女性也很少。她把推进女性参政，作为自己任期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她出面协调，由民政部和全国妇联一起发文，要求村委会选举中注意女性比例；她还提出，各省区市人大和政协领导班子中应有“1名以上”女性；她建议修改公务员暂行条例，实行男女同龄退休。
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大牛证券港股，2000年10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提出：“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发展弹性就业形式。”
参加这次全会的彭珮云考虑，关于“阶段性就业”的表述有可能导致一种社会倾向，即让生育期女性暂时中断就业，返回家庭养育子女，一段时间后再重回劳动力市场。她担心，这可能损及生育阶段就业女性的利益。
她随即嘱咐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兼妇女研究所所长李秋芳，立即组织研究“妇女与阶段性就业制度”。全国妇联向中央递交了报告，建议不单独提出“阶段性就业”，而是提出“多种就业方式”；坚持自愿选择原则；在实践中允许阶段性就业，但必须坚持男女平等。
2001年3月两会期间，“阶段性就业”还是“多种就业方式”成了热点议题。经彭珮云建议和亲自联系，全国妇联争取到30多名代表签名，建议人大会议和国务院在正式印发文件时考虑不使用“阶段性就业”提法。
最后，在两会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中，“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被“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所取代。
彭珮云晚年忆及此事，认为这是自己和同事们完成的一件大事。她欣慰地看到，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女性的持续就业率在世界各国中始终保持较高水准。
2000年1月，彭珮云收到一封署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郊区3000名出嫁女及子女”的联名信。正文之后是一页又一页的签名，每个签名上都按着红手印。
来信反映的是多年上访无果的土地承包纠纷。20世纪90年代，城市建设加快，大量征用城郊土地。农村许多地方的“村规民约”写明，出嫁女不享受村民土地承包权，不参与集体收入分配，导致大量矛盾出现，很多农村女性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彭珮云察觉到，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她马上将信转送国务院领导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又批示全国妇联关注此案进展，寻求解决办法，抓出结果。
2000年5月，农业部和全国妇联等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宁调查。调查组提交的报告认为：“问题比较复杂，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统一起草一个全国性文件或规范标准是很困难的。”建议由各地政府提出解决办法。
彭珮云认为，这样一来解决问题将遥遥无期。她要求全国妇联立即组织大范围调查，明确问题所在，争取引起决策层的进一步注意。她还将收到的求助信件批转相关省市领导，请他们关心此事，按政策予以解决。有些地方反馈说，由于与基层的“村规民约”相抵触，难以强求。
全国妇联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建议出台司法解释，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最高法答复，尚不具备依据和条件。
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彭珮云主持下，全国妇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问题的建议》，建议在该法中明确写上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条款。
彭珮云发现，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在起草该法初稿时，没有涉及保障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内容。她立即打电话给全国妇联办公厅，要求尽快就此问题向全国人大报送相关文字材料。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该法草案前，彭珮云要求全国妇联权益部写出建议，由她分送几位全国人大女常委，请她们关心此事。
彭珮云等人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果。2002年8月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采纳了全国妇联提出的“保护条款”，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该法案规定，妇女婚姻状况变更不影响承包权；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承担民事责任。
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之后，农业部组织各地调查，发现任意收回出嫁妇女承包地的现象明显减少了。
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订婚姻法。彭珮云希望，能在自己任期内推动修法完成。
全国妇联权益部在广泛调查之后，以“专报”形式于2000年7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连续提交了有关婚姻法修改的“五项建议”，即坚决遏制重婚纳妾、“包二奶”等行为；制止家庭暴力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明确探视权、规范离异家庭的父母子女关系；增设无效婚姻制度。
其中，对新婚姻法是否写入“反家暴”条款，各方争议很大。反对意见认为，现行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还没有界定，只有界定之后，才能明确采取什么样的司法干预手段。
彭珮云反复考虑之后说，“1比0好”，有这样一句话比不写入这句话好。虽然目前对家庭暴力还没有明确界定，但实际生活中家暴确实存在，反对家暴的理由是正当的。有了法理依据，以后可以通过实践加深认识，把这个条款写得更清楚更好。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相关条款表述为：“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2015年，又通过了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
2002年4月，彭珮云率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在陕西省检查妇女权益保障法落实情况。图/受访者提供
“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
2003年3月后，彭珮云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她也不再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转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但她仍然继续研究人口和妇女问题，参加各种会议，组织和主持重大研究项目。
钱江2008年与彭珮云相识，开始采写她的传记。正是在那一时期，彭珮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想认识明显加深。她说，自己对计划生育的认识晚了一步，从不懂到懂，是经历了一段过程的。
2011年7月，彭珮云致信中央领导。她表示，在中央正在研究生育政策问题之际，她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并一直关心这方面工作的老党员，特向中央陈述自己的一些看法供参考。
她说，进入21世纪，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最近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生育水平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并持续走低。据人口学者根据“六普”数据推算，2010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5以下。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人口还将进一步减少，并在不远的将来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同时，人口结构的矛盾日渐突出，老龄化速度快，且具有“未富先老”特征。劳动年龄人口将在近期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2025年后减少速度将明显加快。这势必对我国未来人力资本的活力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她认为，现在到了对中国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的时候。人口再生产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对人口变动周期需要前瞻性眼光，未雨绸缪，建议中央及早决策。
2013年，彭珮云在湖南省人口计生委座谈会上说，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既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结果。“对计划生育工作，我个人认为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甚至有失误。”她说，过去我们认为，东方传统文化崇尚多子多福，现在世界上一些研究表明，东方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
经九易其稿，39名学者共同签署了《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的建议书。2015年2月初，这份建议书由彭珮云送呈中央领导人。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当年12月，彭珮云再次致信中央主要领导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建议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2018年11月，她又一次致信中央领导人，建议尽快取消生育限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次修订，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这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的战略转向。
副委员长夫妇
晚年，彭珮云一直关注女性参政的进展。
她告诉钱江，第十一届全国人大（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女代表的比例为21.3％，在各国议会联盟中的排名由1995年的第12位降至第60位，说明中国女性参政状况仍有待提升。
在她看来，在资源占有、社会分工、收益分配等方面，中国女性与男性相比仍处于劣势和弱势状态。
在钱江的印象中，彭珮云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女性。她精力旺盛，常年工作至深夜。直到晚年，她的视力和听力都相当好，每天大量阅读。
70岁前，她每周末打一次网球，坚持了20年。70岁后膝关节退化，就每天打乒乓球，每两天游一次泳，坚持到90多岁。她还喜欢唱歌，参加了由西南联大等校校友组成的合唱团。
2021年底，彭珮云查出胰腺疾病，一直配合医生积极接受治疗。2024年1月，她不顾病重，坚持去广州调研。2025年上半年，她还在约相关部门的人谈人口问题。
只有一次，陆慧丽见到彭珮云流露出脆弱。那是2006年7月，儿子王健不幸在西藏遭遇车祸遇难，直到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敢把消息告诉她和王汉斌。彭珮云当场腿软，眼泪唰地流下来了。之后那些天，陆慧丽常见她流泪。大家劝她难受就好好哭一场，她说：“我经受得住，就是晚上一闭眼睛，就是他从小长大的情景。”
2025年10月，彭珮云病重，儿媳冯玲和孙子王思业去医院看她，她开口就问：“有什么工作要谈？”睡着后，她还在喃喃自语：“开会了……今天到这里吧……局部和全部的关系要处理好。”
彭珮云去世前一天，王汉斌在病房陪着她。两人手拉着手，已难以用语言交流，只默默对视。
彭珮云15岁考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入学不久，与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历史系高年级学生王汉斌相识。1946年5月，彭珮云经王汉斌介绍加入中共。1949年5月，两人在北京结婚。
王汉斌比彭珮云大4岁，两人一生相濡以沫，比翼齐飞。王汉斌是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性格安静内敛，不怒自威，会在家里做饭，掌管开支；彭珮云则热情开朗，喜欢运动，家中事务基本不管。
清华大学十多年前成立了王汉斌法学基金，并计划在2026年清华社会学系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学校教育基金会设立彭珮云专项基金。彭珮云很感兴趣，计划把有关笔记和资料捐给清华。这是她最后交代的事。
彭珮云去世后，家中灵堂挂着她的多幅照片。其中有一张摄于1995年大牛证券港股，那年中国第一次主办世界妇女大会，彭珮云担任中国组委会主席。她站在故宫角楼前，笑着张开双臂，展现出开放的中国拥抱世界的姿态。生前，这张大幅照片一直挂在她卧室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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